2015新加坡旅遊雜記（1）

前言

【文／何宇軒】

其實之前就有想過要去新加坡旅遊，但沒有特定的時程安排，畢竟相較之下，還是日本比較吸引我。然而前一陣子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過世時，卻有一股衝動想立刻訂機票飛去新加坡，因為不想錯過這個歷史時刻，想要親眼目睹、親手拍攝這陣子新加坡人民在李光耀過世後的各種行為反應等。但當時正在求職，工作尚無著落，所以最後還是務實地沒有成行，決定先把求職的事搞定再說。

而剛好在這個月初，也就是李光耀國葬過後，新的工作確定，將在月中開始上班，於是我就在很短的時間內把行程安排好、立刻成行。這跟我之前安排行程的做法是很不一樣的，以往，即使是台灣內的旅行我也會很早開始準備，而像是之前數次的日本旅行，我都會提早好幾個月，甚至一年半年前就在準備了。

不過新加坡本就不大，而我安排行程的做法是：主題樂園不要、購物行程不要（秋葉原除外）、美食行程也不打算花太多時間，把這些剔除掉之後，似乎能去的地方也沒剩多少了（？！）

教育部「黑箱課綱」敗訴？判決書怎麼說

【文／何宇軒】

先直接回答標題的問題：
這場訴訟只關係到政府必須公開相關資訊（如會議記錄、投票名單等）。至於課綱小組的組成過程是不是黑箱？它的爭議內容是否被允許施行？這些程序與實質內容問題，全都不是這場官司要討論的。

如果有在關心教育部課綱微調案的讀者，應該知道台灣人權促進會跟教育部打行政訴訟，而教育部敗訴的新聞。但是網路上某些反對課綱微調案的言論，似乎有點誤解這場訴訟內容，把它的地位看得過於重要。當教育部長吳思華表示，課綱微調案將繼續上訴，課綱照常上路時，就有批評者質疑「為什麼課綱案都敗訴了還可以施行？」

簡單從頭說起，去年延燒至今的教育部微調高中課綱案，在歷史、公民的部分，不論是內容與程序上都產生了爭議。

因為決策過程有黑箱疑慮，所以台灣人權促進會要求教育部公開會議過程、投票名單等。在經過教育部拒絕、訴願不成的這一段過程後，終於走上打行政訴訟一途。

在過程中，教育部主張，這些資料屬於「擬稿或其他準備作業」、「有關專門知識、技能或資格所為之考試、檢定或鑑定等有關資料」，依法可以豁免不公開。但教育部的理由，沒有被法院採納。

於是，法院判決教育部必須提供會議記錄以及記名投票單，讓原告台權會閱覽抄錄。至於教育部的其他決策過程是否黑箱？法院並沒有判斷，這就要自己透過公開的資訊去解讀了。

最後別忘記的是，這是高等行政法院的判決，還未定讞，還可以上訴最高行政法院，所以也不排除有翻盤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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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03年度訴字第1627號判決

CHAPPiE觀影筆記

有劇情，尚未看電影者慎入。

被蛇籠分開的同一群人

【文、圖／何宇軒】

在桃園喪生了6名年輕消防員後，消防員們選在公祭前一天(2015/2/10)再度上街，訴求補足人力與裝備，而這已經是消防員至少第五度上街了。他們晚上遊行到總統官邸前，迎接他們的不是接受陳情的總統本人，而是蛇籠、拒馬與盾牌，以及同樣是警專出身的警察。

時間回到稍早，在內政部前有個活動，要把象徵消防員被當成消耗品的道具血手套，丟進拒馬後方；有消防員說，事前開會時有人持反對意見，「會丟到後面的學長」。

有點好奇，被長官派來架設蛇籠拒馬、擋在總統官邸前的警察，面對這些同樣是警專出身的同學、學長、學弟們，又是怎麼想的呢？

因為活動是在和平解散的狀況下落幕，所以也無從得知，如果場面失控，會有怎樣衝撞的場面。

一樣的出身，在今晚因為不同的角色，讓他們被迫在蛇籠的兩方分開。一邊是執法者，手持盾牌、神色木然、不發一語；一邊是抗爭者，綁著頭帶、拿大聲公、慷慨激昂。在拒馬的更後方，則是一再複誦著「你們的訴求我都聽到了」的政府高官。

「你上次也是這樣講！」一位抗爭者對於跳針唱盤般的官員發出怒吼。可以想見的是，這絕對不會是最後一次上街。官員的說詞，想必也很難期待有新的花樣。

「今天公祭，明天忘記」有消防員說，在高雄氣爆、新屋大火死了這麼多弟兄之後，明天公祭完，他們的名字，又有多少人會記得？

擴散性系統的思索（1）

徹底相反的事物，有時反而是最相近的，系統性的相反，常常只是某個前題的些微不同。這就是擴散性系統的本質，這種系統有將輸入的參數影響予以擴散、放大的傾向：抑制熵值的產生，往往會導致熵值的暴增。乘法是一個經典的擴散性系統，2x20x20 = 800，但，(-2)x20x20 = -800，一個環節變了，結果就大為不同。

不過，這種敏感性，在加法上卻不會發生。（-2+20+20 = 38，而2+20+20 = 42，相去不遠），因此可以說，比起乘法，加法具有較大的緩衝（Buffer）與容錯能力，但遺憾的是，我們的社會已不再具備前工業時代的累進式特徵，從造紙術誕生，民族國家興起，到網路革命爆發，無一不是一再強化社會系統的擴散性。

如果一個體系已成其擴散性的，想要獲得理想局面，就不需要不必控制整個體系環節，只要控制關鍵的輸入參數就以足夠。

這是終極的資本主義社會的形貌。可以說，前端的輸入項越少，就越有利於操控者獲得想要的結果。這也能用來解釋為什麼阻斷公路、臥軌抗議會被視為對國家機器的嚴重抵抗，因為他們挑戰的是社會生活（系統）的日常性，這等於震動了整個社會參數的設定環節，讓人質疑、醒悟，-2是不是藏在某個地方？誰是那個-2？

然而，這兩種思想曾被提出，作為對這種問題的解套：社會主義和無政府主義。

前者試圖找出那個-2，予以殲滅，並運用群眾力量建立一套更具容錯性的系統（理想上），那是一種犧牲絕對效率，而設法讓系統內各種參數彼此制衡，因此，社會主義常顯示控制欲強烈的風貌。而無政府主義則根本拒絕系統存在，你是20，就用20的方法去生活吧，而-2的人，也能以-2的姿態好好活著，沒有800或-800，沒有絕對的社會控制，沒有總體性。

雖然如此，從歷史發展看來，這兩條道路並未有效取代原有系統。在「歷史的終結與最後一人」中，法蘭西斯˙福山也以引用系統論中絕對控制的不可能性，證明了社會主義的侷限，但有侷限，不代表失去任何可能。引發茉莉花革命的推特，或許是一種利用既有系統擴散性進行的反撲，臉書的風行，也帶來了全新的組織與動員模式。

那麼，我們是否能在兼具累進系統的容錯能力，又擁有擴散性系統生產力的前提下，設計一套更彈性的社會體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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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作者出遊中，Hans Chiang代p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