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實人車行

居住他方良久，總是不斷學習與陌生的空間相處，混雜著舊時風華與新時代的氣息，是某些地方之所以迷人的原因。

機車車燈在埔里就壞了，當遠燈終於也燒掉的時候，實在不得不在汐止找間鄰近車行修理。車行換了燈，換了機油與齒輪油，並在檢查時換了某個據說早已積滿灰塵再不換會影響引擎的扇葉，和一些由於一點常識都沒有想也想不起的零件。店面光線充足，是一家企圖營造光明舒適的現代車行，我看著一邊熟練聊天一邊俐落動作的年輕人，心想要換什麼就換什麼吧。

這似乎是來到新城市的巡禮，一種不得不為的陌生拜訪。

幾日後室友如獲至寶地告訴我，經過再三打聽，某家不起眼的老舊車行，一定可以撫平許多不安的感受。

聽後我決定自此成為老舊車行的忠實顧客，同時想起了在埔里的深刻經驗：手機裡仍然輸入的暱稱「老實人」是常年光顧的車行，誠實讓人心安。老闆每天總是睡眼惺忪，在日上三竿的下課時間才意興闌珊地開門做生意。

車燈燒壞了的某日課後，終於等到老闆推上鐵門，他開燈、關燈之後隨興地頂著鳥窩頭對我說：「啊你只有一顆近燈壞掉而已嘛，等遠燈也壞了再來修！」然後自顧自地檢查了機車的每個關節，叮嚀我在夜路該騎慢些。我從後照鏡回望這家不亮招牌的車行，昏黃的車燈卻讓中潭公路的星夜格外明亮溫暖。

那一次的經驗後，我明白找到一家良心交易的車行是與某座城市聯繫的關鍵，你發現自己可以卸下心防行走，可以與這個陌生地逐漸產生深耕的默契，這是我喜歡一座城市的重要原因，那些視野之外的引人入勝的風景。

山的禮物

看了某位樂活旅行家的譯書頗有感觸。作者是位背包客旅者，在艱苦的沙塵、石礫中四處感受，體悟並用旅行過程隱喻生命。譯者是研究大腦神經與行為的科學家，擁有柔軟的心並謙卑自省。

四方形的口袋小書，分量輕薄，簡單字句佐以水彩插畫，契合的風格擴大了這本小書承載的容量。插畫家的筆觸細膩、顏色溫和，寫實而意境深遠，幾乎可以在每張畫裡看見光影灑落的方向。

簡單的文字輕柔地在耳邊呢喃，像是湛藍天空下的向陽綠意，它不像沉重的警語，卻是長河般延綿。它不是勵志書籍，也非人生小語，觸動的更是造物主前謙遜反思的態度，面對無可觸及卻佇立其間的自然萬物，那是寬廣心境的展現。

書中幾句是這樣寫的：「你得把背包背好。……不急著趕路，只是走著感覺著評估著。有太多時候，錯誤都是在一開是時犯下的，在一開始時就誠實地面對，是最容易的事。」「有時候，你最好不知道路有多難走，或是走多遠才能到達。」「情緒可能會和那些東西一樣沉重。憤怒、嫉妒、恐懼，都可能拖住我們的腳步。……你身上為什麼要背那麼多根本不需要的東西？」

看看在南投的自己，剛到台北的自己，和兩月餘的自己，非常自覺地擔心會有所改變是否就真能不被左右或潛移，總是要往前走卻哪裡是應該走去的地方，這一路上什麼該留什麼該捨，然而這樣著急究竟是加快了腳步還是走進了岔路或許也並不重要，因為確實每一步都不會枉然也並非偶然。

《山的禮物》頗有餘韻，然而山的禮物又豈僅如此。

no impact man

電影〈熟男減碳日記〉片名看似輕鬆，或許為吸引多數不嗜沉悶的觀眾，熟練的剪接和流暢的敘事，容易讓人忽略笑聲背後的沉重。

一對住在紐約曼哈頓市中心的小夫妻，丈夫是專職作家，妻子是商業周刊編輯，帶著嬰兒與狗，決定徹底實行一年的無碳生活。不離開都市的前提下在現代化生活裡找尋落實環境保護的可能。每天騎腳踏車穿梭市中心車陣，只吃在地作物，不使用洗衣機和馬桶等電器產品，在屋頂裝上太陽能板照明，然而每一個沒有電、沒有冰箱的晚上，慢慢長夜該如何度過。

妻子的工作一天需要好幾杯咖啡提神，但是因為只吃在地作物，曼哈頓週邊沒有咖啡豆田，連這個看似唾手可得的想法也難以完成，更不用說每天只吃週邊的農產品。

生活的種種改變仿若從現代社會掉入時空隧道，食物不再有多種選擇，生活不再便利，不由得讓人反省，早已改變了的人心，即使抹去現代化工具又是否真能回到昔日，回到對自然減少傷害的昔日？其實英文片名〈no impact man〉早已說明一切。看到片中才得知，原來作家丈夫希望透過這個實驗作為下本書的題材，自己的行為同時可以「影響」大眾，而不是只靠節能減碳空呼口號。然而只是一個家庭連一年都過不下去，又如何真能滴水穿石產生影響？

而當他們的挑戰被媒體廣為傳播，接踵而來的竟然是對他想要出名的質疑，網路、報紙、廣播宣傳後的謾罵聲浪，讓本意想要身體力行影響他人愛護地球的主角，不被理解甚至反被影響了。「影響」真是這部片重要的關鍵字，因為殘忍的是，環境議題不是每個人都會關注，想要透過媒體產生影響，浪費的不僅是大量社會資源，更是禍梨災棗！

一年後接上電源的時刻，全家人等不及歡呼。資源過剩，能源貧乏的現代，這個挑戰竟然只淪為一場標新立異的實驗，莫非這部片告訴我們的只能是那種生活的不可歸去？這個世界早已又平又擠，不再是你能想像，即使具體物質如此簡單，人心早已不再，說要改變又將如何可能。

 

歌開始的地方

屏東縣泰武國小古謠傳唱隊，唱著排灣族傳統文化與古調，有一個很動人的說法，這裡是「歌開始的地方」。

2012年聖誕節，泰武國小圓弧形的校舍，圍出了露天的咖啡星光音樂會。簡單搭建的舞台以天為蓋，為草地層層包圍，席地而坐的是小鎮原民，是遠道而來的朋友，是穿過無圍牆的校園隨音樂與歡鬧前來的任何人。

一座新生的校園，在莫拉克風災之後，歷經幾次遷徙和改變預定地，終於在北大武山下吾拉魯茲永久屋聚落重生。災後看似遭到毀滅的生活方式，卻在堅持傳統的立場裡尋找存在的可能。環顧校園，處處是排灣族的痕跡，誕生的故事牆，校舍環抱著陶壺形狀的廣場，陽台圍牆是百步蛇的腹紋，整體象徵著百步蛇守護誕生生命的陶壺，而頭目的家徽飾帶隨風搖曳。

那些千年的記憶展演在眼前，無論曾經如何失落抑或受到現代生活衝擊，都必須堅持深刻在部落的意識裡。兩年半的流浪之後，多麼希望自己看見的是原來的他們而不是看見我們的他們。泰武國小古謠傳唱隊的推動者查馬克‧法拉屋樂，為了理解保留排灣歷史，他跟著部落裡的耆老練習自己的歌，模仿聲調，理解內涵，逐字逐句，悠遠深刻。

自己的文化逐漸失落，和大自然的無情沖毀，只是讓他與許多人意識到現代思惟如何可能將其人吞噬。種種政策的失敗，種種百年的壓迫，都是未曾間斷的警醒。他要做的，就是嘗試透過音樂抵抗千百年後的失落。

原住民音樂歌謠之所以重要，在於文字的闕如，語言成為傳遞文化與歷史最重要的方式。如果不唱歌，就不知道自己是哪個家族的孩子。我又看到了未曾停歇的觸動。

 

 

噓！人文理想的喪失

高行健和莫言得獎之前，中國乃至世界華文看似遲遲未被西方立場的諾貝爾獎真正認識，文化淵遠，思想深刻的中國，世界、民族國家概念出現前曾自視為天下中心的中國，滋養不出足以敷演千年的高度個體如何可能？然而，莫言接著高行健的得獎，如同當頭棒喝，西方世界究竟如何看待中國文學或華文文學？什麼是諾貝爾文學獎的得獎規範，什麼又是對華文文學乃至東方文學的審視標準？如若諾貝爾是世界文學的最高殿堂，高行健和莫言的得獎是否代表了西方視野對華文文學的判斷與取捨？

高行健與莫言得獎後，一時洛陽紙貴。高行健的作品難懂，難懂是來自於情節的支離破碎，來自於中國文化與現代派相融卻表現出的隔閡窒礙。他曾是中國作協會員、政府文化部官員，以此身分出國，並於六四後申請政治庇護留在法國，高行健的得獎是中國在諾貝爾獎百年缺席之後的優勢。

比起高行健，新時期作家中獨具個人風格的莫言，在文字上還有些討論空間。莫言的故事總是引人而笑，因為那些故事都是悲劇，唯有目睹他人的悲劇才能換來笑聲。他的高密東北鄉是底層生活的事實展演，透露的是農村故事的悲哀，黨治底下扭曲的人性與被擺弄的悲哀，喪失自我與思考卻不自知的悲哀。你可以說他們幾乎化外於政權，但卻不可以忽略49年之後被鬥爭觀念滲透的集體塑造。

關於莫言得獎的原因，瑞典文學院是這麼說的：「他將民間故事、歷史和當代時事以魔幻寫實的手法融於一爐。」而12月9日莫言在斯德哥爾摩大學演講，再度被問及中國言論的審查制度和作家被囚禁的問題，他依舊不願回應，堅持不被迫表態，並說：文學遠遠比政治要美好，政治教人打架，勾心鬥角。

莫言不談政治並非意識文學／詩的純粹，而是如同早前受訪時表示，當初之所以選莫言為筆名，正是提醒自己少說話免得招惹麻煩，也因當時尚在軍隊服役，想要隱瞞真實身分。高行健是流亡海外的異議作家，作品被禁、被官媒批判，而莫言是官方紅人，對政黨言論順從。

語言是一種工具，但語言同時也是一個世界。通過介譯到各國，莫言的文學作品，可以看見特殊時空背景下，農村的變革和人事的無奈，但是個體的眼界與批判能力卻明顯闕如。普世價值與精神的彰顯，超越時空的人性與反思究竟何在。莫言的演講結束後作家茉莉在外抗議，她接受香港媒體採訪時強調：瑞典文學院誤讀曲解莫言的文字，頒獎給他顯示了一種歷史虛無的態度。

沒有崇高寬廣的理想，更無承擔責任的胸懷，如何能夠代表那些在國內國外為苦難中國吶喊，並存在良知膽識說出虛假的中國異議作家群體？就其文字思想乃至文化底蘊，實在很難偉大。如果說莫言得獎有其必需承擔的任務，那就是讓世界聽見中共政黨箝制的聲音，讓人文理想的可能回到視野。

未得獎前莫言曾說不需為了求獎而迎合所謂的西方口味，然而西方視野是否會迎合對東方的想像？在高行健與莫言之後，確實讓人猶豫。

兩地

從南港到汐止，連日的滂沱大雨，卻從未像現在一樣有充足的理由需要在雨季天天出門。狠下心購回大學時期看中已久卻不捨花費的兩件式雨衣，黑橘相間穿插著反光貼條，室友打趣說根本是賽車手的裝備。

而每日依舊又濕又冷地上班下班，深沉的夜色裡呼嘯而過每輛濺起水花的摩托車，幾乎讓我快要忘記不需要兩地奔忙的曾經的早晨，忘記好不容易暫告段落卻未能深思熟慮只想向前走去的著急焦慮。

濕淋淋地騎著車，濕淋淋地在昏暗路燈下等著紅綠燈，濕淋淋地抬頭看見「歡迎蒞臨新北市」，心裡反覆盤算還沒有向Hans認領值日的日期，想著何與宣幫我改的名字「增允營」很像廣告失敗的保健食品或者某種行銷場合，想著工作之後有陣子沒有沉靜下來。

旁邊停下一輛摩托車一起紅燈倒數。兩件最普通的黃色透明雨衣，這樣的地勢這樣的雨季，根本不能起什麼作用。前座的人踩著夾腳拖，駝著身，幾次向後側頭；後座露出樣板學生鞋襪的女孩，一邊說話一邊無意識地撥去前人肩上的雨水。原來是一對父女，後座的女兒戴著全罩式安全帽，騎車的父親則是滿臉雨水和一頂什麼都沒能遮住的瓜皮帽。

夜色裡的滿臉皺紋溝渠似地流淌著水珠，父親瞇眼抵抗遮蔽的視線，確保今天也要萬無閃失。幾次的側耳聆聽之後，他終於輕皺眉頭略顯威嚴地說：「不能戴隱形眼鏡喔？還有這種有度數的蛙鏡？厚啦厚啦！」

聽不見女兒的聲音，我卻知道她一定明白少語的父親根本不會回絕想要再買一副蛙鏡的今天的自己，和可能想要買一隻唉鳳的某個明天。或許那是絕大多數勞動肩膀的父親，總用具體行動取代軟語，總是展演底層或低層的生存方式。而每一個人都彷彿能夠在那個後座看見曾經，也一定有些無私應該放在心裡。

抵達汐止後終於不再看見那對身影，但是這樣的場景永遠不曾停歇。就像從宜蘭到台北，南港到汐止，我等待的還是日復一日的又濕又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