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何宇軒】
這篇算是聽演講的摘要筆記。該活動是廢死聯盟(註1)所舉辦的被害人保護講座，其中一位主講人是臺北大學犯罪學研究所的周愫嫻教授，她曾赴挪威擔任訪問學者，在會中其中一個單元分享了她對挪威監獄制度的觀察，以下主要是我的筆記簡單重點整理：
一般人對於挪威(或其他北歐國家)的監獄的印象就是，很人性化、設備很好、很豪華，接著就開始酸｢過太爽｣之類。難道北歐人都是頭殼壞掉，喜歡花錢去養這些｢壞人｣嗎？
從文化根本上來說，挪威的刑罰觀就與我國有很大的不同，它高度自制、自制到讓我們覺得不可思議，即使是對於犯罪也是冷靜面對，可以哀傷，但不鼓勵憤怒。這跟我們習以為常的，家屬一定要憤怒追打嫌犯、嫌犯的家屬一定要加以人肉搜索妖魔化的作法，在根本上就不同。例如像挪威殺人魔的母親，就沒有在媒體上曝光，因為他們認為加害者的親屬也是被害者，沒有人會希望自己的親人去成為加害人，所以他母親被保護得很好。
說到自制，周老師還提到華人文化很矛盾的地方是，平常要你含蓄、不可以表現太過頭，但是在遇到犯罪事件或親人亡故的場合，卻非常鼓勵你發洩、表現出憤怒，甚至如果你表現不夠激烈還會被認為是不孝，所以才會有喪禮找人幫忙哭這種奇特的現象。
在監獄的設計上，它是盡可能設計成和外面世界一樣。不同文化對於｢處罰｣的感覺也不同，他們認為光是剝奪行動自由就已經很嚴重了。雖然犯人被剝奪自由，但是基本的生活條件不要和外界過度脫節，這樣才有助於重返社會(註2)。這是一種｢我把你當人看，你才會懂得尊重別人｣的態度。周老實提出數據驗證，挪威的再犯率只有台灣的三分之一不到。另外也提出我國和挪威的數據互相對照，說明｢監禁率｣提高，對於｢犯罪率｣下降其實沒有關聯，也就是說｢嚴刑峻法可以嚇阻犯罪｣其實只是一種迷思(註3)。
關於精神疾病與犯罪的問題，在台灣或美國常會見到主張精神疾病而企圖脫罪的現象，這在挪威反而可能適得其反，因為若是被判定有精神疾病，反而可能會成變相的無期徒刑，因為出獄會變得遙遙無期，必須由醫師判定你治好了才准出獄，而且過程要接受各種藥物治療，本來裝病的恐怕都會變真病(註4)。
挪威有其先天優勢，那就是它是個高度單一化的社會，狀況比較不複雜。但面對移民漸增的多元社會，它現有的體制也開始遇到挑戰。右派政黨宣稱如果執政，將會興建專門給外國人的監獄。也就是豪華套房監獄只能給本國人住，至於外國人，就是給我去擠15人一間的牢房了。也就是因為有這些先天條件，所以它的制度當然也不見得適合其他國家。但周老師也提到，我國的監獄制度是學美國那一套，但是也可以想一想，美國的制度難道就是世界的標準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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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雖然廣大民意對於廢死聯盟很有意見，常妖魔化他們沒血沒淚，只會｢保護壞人、罔顧受害者公平正義｣云云。其實認真去看，會發現廢死聯盟辦了很多受害者保護的相關活動(比甚麼犯保協會多太多)，而且其中的成員，有多位律師學者都是被害人保護相關法案的推手。昨天會場上主持人也一再強調，｢廢死聯盟從來就沒有要求受害者要放下或寬恕，因為是否要寬恕是自己的選擇｣。所以社會上對他們的評價，有很多其實不太理性客觀，甚至是根本上就誤解。
註2：像是｢告白｣之類的作品，認為對於少年犯不應該寬容。但是從長遠來看，社會一味只想到制裁少年犯，卻不給予任何的出路，這樣的人回到社會上，大好光陰都以抹滅、與社會脫節、沒有一技之長、找工作又碰壁，只會引發更多社會問題。所以類似的制度不是為了姑息，其背後的正面意義也應該要正視。
註3：這讓我想到近來台灣的酒駕修法，由於民間極度厭惡酒駕，把酒駕責任提升到很重，因此開始出現一種｢為了躲酒駕反而撞到人｣的類型。但是對於根深蒂固的拚酒文化、｢我還可以｣的愚勇文化，是治標不治本；畢竟酒駕就是已經發生了。接著又衍生了出動這麼多警力是否造成資源被排擠的問題。
註4：周老師認為這是挪威獄政的黑暗面。至於我國來說，我國的制度是禁止這種｢不定期刑｣的。
